许崇德教授认为，宪法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一国两制字眼，但《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13项所表达的在港澳台问题上采取一国两制政策的意思是明确的。

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7]多么崇高的为权利而斗争啊，个人为利益而进行的争夺，终于站上了道德的高地。

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因为它是我们道德的世界秩序中的伟大和崇高的使命，以至于为了确定人的职责，它无须被理解，以至于为了召唤那些对这一命令缺乏理解的人投身工作，它拥有足够的措施和动机。斯大林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说明有一点马克思分析（指私有制决定商品交换）的影子，但粗糙得多。在西方有一个传统，认为政治权力是个人权利的集合，把个人出让的权利集中在某一机构手中，就形成个政治权力或公共权力，政治权力是每个人共有的。一种心灵之声对他说，他不可退缩，之于他，这不关无用的标的物，而关乎其是非感，其自尊，其人格——质言之，之于他，诉讼从一个单纯的利益问题变成了一种人格问题。

于是，列宁在俄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后，就着手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然而却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混乱。这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所以，在司法裁判中，案件事实认知与案件事实陈述并非一一对应，尽管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基础。

一方面，案件事实与裁判要处理的个案密切相关，是对个案的直接描述(如张三出于报复杀害了李四王五欠了赵六一笔钱)，而非相关描述(如在杀害李四的刀上存有张三的指纹赵六手中欠条的立字据人是张三)。当然，这种思考只是初步的，还有待未来作更为深入的研究。法律推定(根据法律进行的事实推定)则往往是不可推翻的，除非法律自身规定其可以被推翻。当法律规范中包含着疏忽大意恶意串通善意第三人显失公平等评价开放的概念时，这种评价性色彩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然，上述三个维度的认知性和评价性推论并非彼此孤立，而往往是交错进行的。核心争点三：事实与证据的关系 正方论据：能够作为法律推理小前提的是经法定程序认定的事实，也就是法律证据或证据事实。

伪证并不是不存在的，作为客观实体，无论是真实的证据还是伪造的证据，都存在于客观的时空之中。在此，虽然没有证据能直接证明B，但法律规范却将A和B不可推翻地联系在一起。在此意义上，案件事实就是从这种法律-主体间视角出发的聚合性-共识性事实，它也在这种法律的视角下或者说规则导控之主体间的意义上具有了客观性。法律的视角之所以是客观的，是因为案件在司法系统的流转逐渐促使人员与判决之间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超然性，这种距离感和超然性也生产了法律的客观性。

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既有外在对象的指涉性，又有内在主体间的指涉性，是聚合论和共识论的结合。(二) 从证据事实到案件事实 证据事实是以证据材料为基础，依循诉讼程序及相关证据法规则等证明和确认的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真实情况。第二种是认知主义事实观，主张事实是认知主体在感觉材料基础上所做的一种认知建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法律的客观性(objectivity)从属于主体及其内在状态，从本质上说就是主观性的一种特定形式(距离感、超然性、价值无涉)。

陈波其实也不否认这一点，因为他在界定法律证据时，同样将以现有法律条文为准绳或被法律规范剪裁过作为其条件。采取不同的理解将导致对以事实为依据这一主张的不同定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证据(材料)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六、结语 司法裁判中的事实概念及其与证据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1.根据证据法进行的认知性/评价性推论 根据证据法进行的认知性推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证据事实到案件事实的推导具有认知上的可废止性。可见，司法裁判中的事实的概念具有多重性。二是准绳论据，即根据现有法律体系的要求，法官只能基于得到法庭认定的事实或证据来定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第10条列出了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这里的事实既可以被理解为认识论意义上的案件事实，也可以被理解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真相(事实只是它的另一种未必准确的说法)。(三) 案件事实的客观性保障 尽管案件事实的认定预设了追求真相的本体论承诺，但并这并不等于说案件事实本身就天然具有客观性。

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对事实与规范两者与裁判结论间的直接推导关系的描述。两位作者一方面说，我们所认定的事实实际上是我们内心的确信或者是基于确信的一种共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法律推理中，作为前提的事实必然以事实命题的形式出现，是根据证据以及相关规则而认定为真的事实陈述。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评价性关联，是因为推定特定案件事实的目的在于对证据事实赋予法律上的评价(违法、犯罪)，进而赋予相应的法律后果(处罚、刑罚)。结构属性是程序结构进程的体现，包括作为证据准入资格的证据能力(可采性)，以及获得证据准入资格之后判断证明作用大小的证明力(证明价值)。

例如，法官可以在认知层面上认为，由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证明的事实是真实的(事实命题为真)，但在证立的层面上，决不能将其作为案件事实、进而作为裁判结论的依据来对待。从反面而言，证据材料虽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合乎证据法)，但如果基于此的证据事实所证明的事实命题与实体法构成要件无关，则依然不能用来证明案件事实。

经实体法评价的要件事实可能是复数的，因为适用于个案的法律规范及其构成要件可能看上去是复数的。陈波完全可以在承认证据材料(以及关于证据材料的事实命题)与证据事实间的上述差异的同时，依然将证据的称呼仅仅保留给证据事实。客观因素所指向存在的同一点，就是商谈的对象。在哲学史上，如果我们将哲学的第一次转向(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视为是根本性转向，将第二次转向(语言转向)视为是认识论内部转向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在与本体论相对的)广义认识论范畴就包含了认知与语言这两个层面。

司法裁判中的证据既可指证据材料，也可指证据事实，但两者与事实(案件事实)均不相同。而在这种推导的过程中，既存在着认知性推论的空间，也存在着评价性推论的空间。

很显然，确信/共识与事实陈述不是一回事。围绕小前提展开需要进一步展开的论证活动，就是案件事实的建构，也就是根据证据法、程序法和实体法，运用证据对用语言描述的事件(生活事件)进行剪裁和加工，以形成裁判文书中的案情的过程。

当然，决定论点高下的并不是学科背景或结论本身，而是双方所使用的论据。更为吊诡的是，陈波教授关于在司法裁判领域用证据的范畴去取代事实的范畴的主张，使得他看起来比任何事都讲证据的法律人更像法律人。

因此，它只有是否合乎目的的问题，没有真假的问题。这种客观性并不是要消灭参与者和裁判者个人的主观性，而是一方面要在法律规则之下将诸多的主观性导向被预设的客观真相，另一方面以在裁判程序中达成共识为目标。客观真相正是这种意义上裁判程序的对象，对这种对象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引导着事实认定的过程。所以《刑事诉讼法》第50条第2款才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词不达意或言过其实的现象在日常语言活动和法律语言活动中都所在多有。也就是说，事实陈述者不仅要提出关于事实命题真实性的断言并予以证明，而且证明也达到符合裁判活动的所有参与者乃至整个法律人共同体都可接受的程度，或者说必须以满足这种可接受性的期待为目标。

在这场论战的背后，其实还隐含着一个已露端倪、但未被双方充分展开的理论问题：在法律或司法裁判中，一个命题是真的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赞成帕特森(Patterson)的观点，即法理学的任务是为‘一个法律命题是真的或者假的意义提供一种哲学说明，那么关于司法裁判中事实(案件事实命题)之性质的理解就将触及哲学和法理学的深层议题。即便是证据事实也不等于案件事实。

由此可见，从不知真假的相关证据材料到必然为真的证据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认知性推论的空间。与歧义、模糊等描述性不确定概念不同，评价开放的概念属于规范性不确定概念。